“快餐文化”“快餐愛情”并不是現(xiàn)代的產(chǎn)物，中國的“快餐文化”可不止如此，“立辦”酒席文化從古代便有，且相當常見。
古時酒席“立辦”便當餐飲已很常見
清人李光庭的《鄉(xiāng)言解頤》里有言：“河北林亭有紅、白事家，日至數(shù)十席，惟王姓廚父子兄弟三四人，同力合作，綽有余裕。其時席面用四個大碗、四個七寸盤、四個中碗，四大八小，所用的雞豬魚蔬，必整必熟，沒有生吞活剝的毛病，真是置辦快餐的能手。”由此可知，快餐并非現(xiàn)代人發(fā)明，在古代也有快餐。
早在唐朝時，市場上就有一種叫“立辦”的酒席，據(jù)李肇的《國史補》記載：唐德宗臨時召見吳湊，任命他為“京兆尹”，且要立即赴任。時間很是緊迫，為慶賀自己的升遷，吳湊還是邀請了親友來家中聚餐。當親友趕到時，酒宴也已擺好�？腿瞬唤猓瑔柡我阅苓@般迅速?吳府的人回答道：“兩市日有禮席，舉鐺釜而取之，故三五百人之饌，可立辦也。”由此可見，這“立辦”，可算是唐代的快餐。
到宋代時，在東京、杭城等地，市場上隨處可見一種叫“逐時施行索喚”和“咄嗟可辦”的餐飲，也如現(xiàn)今一樣，若繁忙無暇做飯，可叫快餐解決肚皮溫飽問題。
《都城紀勝》記載當時宋朝市場上已有供應眾人四時點心的“葷素從食店”，它的宗旨亦是“任便索喚，不誤主顧”。而且飲食花樣繁多，各式饅頭、餅、小食品、糕、裹蒸米食、炙鴨熟食應有盡有，多達百余種。宋話本《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》對其“熬肉”的吃法曾有描寫：“解開熬肉裹兒，擘開一個蒸餅，把四五塊肥底熬肉多蘸些椒鹽，卷做一卷，嚼得兩口。”這種“熬肉”是一種無鹽熟肉，可合蒸餅吃，隨處可買得，也是專為旅行、有急事之人制作的方便快食，《夢粱錄》說其“可以應倉卒之需”。
宋代時，古人制作快餐的條件就已較成熟。單從廚師的刀工精細以及烹飪炊具、燃料先進的程度就可明了，可見如今普遍、大眾化的快餐，也是有堅實的歷史基礎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