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文化之說說酒文化與詩詞書畫的關(guān)系

中國是一個盛產(chǎn)酒的古國，同樣也是一個以文學(xué)傳世的國家，自中國白酒起源以后，文學(xué)便于酒交織在一起，結(jié)下了不解之緣。從此，詩與文學(xué)便開始了它們在中國文學(xué)史與中國酒文化史的歷史長河中漫長而悠久的結(jié)伴航程。

一：酒與詩詞

詩人多愛飲酒，這是自古以來不爭的事實。不少詩人都是酒中豪杰。東晉陶淵明視酒為“佳人”、“情人”，“無夕不飲”，“既醉之后，輒題數(shù)句自娛”。“ 忘憂物 ” 的指稱，便是他的發(fā)明。他的飲酒詩主要表現(xiàn)自己遠離污濁官場，歸隱田園的樂趣，稱頌從酒中品到的 “ 深味 ” 。這個 “ 深味 ” ，就是 “ 漸近自然 ” 的人性自由。領(lǐng)一代風(fēng)騷的曹操，以“對酒當(dāng)歌，人生幾何”“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”的詩句慷慨悲歌，他的兒子曹丕、曹植常和建安七子一起，“簡酌流行，絲竹并奏，酒酣耳熟，仰而賦詩”。魏末晉初的“竹林七賢”全是一群飲君子，阮籍以酒避禍，嵇康借酒佯狂，劉伶作《酒德頌》以刺世嫉邪。劉宋時代的鮑照亦愛酒惜酒，狂歌“但愿樽中酒醞滿，莫措床頭百個錢”。生平蕭索的庾信，有“開君一壺酒，細酌對春風(fēng)”等飲酒詩14首，以酒寄情，纏綿悱惻。

魏晉之后的隋唐，史稱“盛世之治”，既是中國酒文化的全盛時期，也是中國詩文學(xué)的全盛時期。唐代詩人以其開闊的胸襟，宏偉的氣魄，借鑒、揚棄了前人的詩酒流韻，轉(zhuǎn)而謳歌“盛唐氣象”。既有心神的澄靜，又具人性的高揚，活潑歡暢，飽滿健舉，創(chuàng)造出一種唐人特有的詩酒浪漫情調(diào)，使酒文化在這座古代詩歌的顛峰上，流溢出醉人的馨香。著名的飲酒詩人李白與杜甫，是中國詩壇盛極一時的“雙子星”。李白現(xiàn)存詩文1500首中，寫到飲酒的達170多首，占16%強;杜甫現(xiàn)存詩文1400多首中寫到飲酒的多達300首，占21%強。李白以“斗酒詩百篇”，“會須一飲三百杯”為人所共曉，贏得“醉圣”的雅名;而杜甫“少年酒豪”、嗜酒如命卻鮮為人知，其實杜老先生更是“得錢即相覓，沽酒不復(fù)疑”、“朝回日日典春衣，每夕江頭盡醉歸”，直到“淺把涓涓酒，深憑送此身”的信誓旦旦、死而后己的程度。另一位大詩人白居易自稱“醉司馬”，詩酒不讓李杜，作有關(guān)飲酒之詩800首(見方勺《泊宅編》)，寫謳歌飲酒之文《酒功贊》，并創(chuàng)“香山九老”這詩酒之會。

北宋初年，范仲淹是“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”，晏殊是“一曲新詞酒一杯”，柳永是“歸來中夜酒醺醺”;元佑時期，歐陽修是“文章太守，揮毫萬字，一飲千鐘”，蘇軾是“酒酣胸膽尚開張”、“但優(yōu)游卒歲，且斗樽前”。南渡期的女詞人李清照，可算酒中巾幗，她的“東籬把酒黃昏后”、“濃睡不消殘酒”、“險韻詩成，扶頭酒醒”、“酒美梅酸，恰稱人懷抱”、“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，晚來風(fēng)急”，寫盡了詩酒飄零。繼之而起、馳騁詩壇的陸游，曾以《醉歌》明志：“方我吸酒時，江山人胸中。肺肝生崔嵬，吐出為長虹”，一腔豪情，借酒力以增強、發(fā)泄。集宋詞之大成的辛棄疾，“少年使酒”，中年“曲岸持觴，垂楊系馬”，晚年“一尊搔首東窗里”、“醉里挑燈看劍”，以酒寫閑置之愁，報國之志，使人感到“勢從天落”的力量。

飲酒，在唐宋詩人的情感世界中，找到了創(chuàng)作靈感的媒介，想象豐富的奇妙載體。杜甫說：“醉里從為客，詩成覺有神。” 陸游說：“詩情恰在醉魂中。” 辛棄疾說：“醉時拈筆越精神” ，蘇東坡更直呼酒為“釣詩鉤” �？梢娋茖τ谠姼鑴�(chuàng)作的情緒引動，環(huán)境氣氛的熏陶方面具有獨特作用，酒對于詩歌創(chuàng)作的浪漫主義風(fēng)格更是情有獨鐘。

酒為詩侶，詩見酒魂，詩酒聯(lián)袂而行的歷史演進，在古人心目中積淀為一種邏輯模式：飲酒必須賦詩。不論是群飲行令，還是自斟獨酌，詩情都應(yīng)該是酒興的必然產(chǎn)物。這種詩酒風(fēng)習(xí)，在唐宋以下的元明清社會也得到傳揚。

待至元明清，詩酒聯(lián)姻的傳統(tǒng)仍碩果累累。無論從馬致遠的“帶霜烹紫蟹，煮酒燒紅葉”，到陳維崧的“殘酒億荊高，燕趙悲歌事未消”;從李贄的“若言不識酒中趣，可試登高一問天 ”，到楊升庵的“慣春秋月春風(fēng)，一壺濁酒喜相逢”：無不是美酒澆開詩之花，美詩溢出酒之香，正是酒，使詩人逸興遄飛，追風(fēng)逐電;正是詩，使美酒頻添風(fēng)雅，更顯芳澤。

宋代以后，詩詞逐漸衰微，戲曲、小說蓬勃發(fā)展。

對于小說家，酒也有類似的激化創(chuàng)作的功效，明清時期尤甚。著名的文學(xué)作品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，每天著書均離不開酒，過著 “舉家食粥酒常賒 ” 的貧困日子。一部《紅樓夢》，可以說是酒液中浸泡出來的作品，其中充滿了關(guān)于宴飲、配酒、酒儀、酒德、酒趣等知識與描寫，都寫得十分精彩。有人統(tǒng)計，全書 120 回中，共出現(xiàn) “酒 ” 字 580 多次。從第 1 回甄士隱中秋邀賈雨村書房飲酒起到 117 回邢大舅、王仁、賈薔等在賈家外書房喝酒止，直接描寫飲酒的場面共有 60 多處，平均每兩回就要寫一次飲酒。這樣的事例在明清其他小說里也能找到。羅貫中在《三國演義》中描寫關(guān)羽溫酒斬華雄，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，以及桃園三結(jié)義等，都借助了“酒” 作傳媒與線索，來鋪寫情節(jié)。施耐庵在《水滸傳》中描寫景陽崗武松打虎，以店家勸阻飲酒， “三碗不過崗 ” 相烘托，更顯其醉后英雄本色;描寫魯智深醉鬧五臺山，也以和尚飲酒，不守清規(guī)來加以反襯，增添其傳奇色彩，給一代又一代的讀者，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。這類文學(xué)作品中散發(fā)出來的酒文化韻味，真是令人大開眼界。

二：酒與書畫

從古至今，文人騷客總是離不開酒，詩壇書苑畫界皆是如此。他們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，或花前酌酒對月高歌，往往就是在“醉時吐出胸中墨”。醇酒之嗜,激活了二千余年不少書畫家的靈感,為后人留下數(shù)以千萬的藝術(shù)精品。他們酒后興奮地引發(fā)絕妙的柔毫,于不經(jīng)意處傾瀉胸中真臆,令后學(xué)擊節(jié)贊嘆,甚至頂禮膜拜。

書法有草書，筆走龍蛇是狂草，狂者非筆狂，心逞、心馳也。繪畫有寫意，意突發(fā)，念突生，潑墨即成心中的畫境。書法中有“恭筆小楷”，繪畫中有“尺規(guī)小品”。狂草與恭筆小楷，潑墨與尺規(guī)小品，比之于酒，正如豪飲與小酌也。

書圣王羲之，于東晉永和元年與好友聚于紹興蘭亭。流觴曲水，吟詩作賦，，提筆草《蘭亭集序》。筆興隨酒興而生，筆力、筆韻隨酒力、酒韻而成。“遒媚勁健，絕代所無”，全文三百余字中，即有“之”字19個，但筆式各異筆韻不同，“千古極品”就在酒中問世了。而至酒醒時“更書數(shù)十本，終不能及之”。究其因由，非物境、人境、酒境合一，于憩然之中揮毫，實難一氣呵成曠世極品，三境難再現(xiàn)，《蘭亭集序》也就難再現(xiàn)。極品本自天成，亦是酒成。

草圣張旭“每大醉，呼叫狂走，乃下筆”，于是有其“揮毫落紙如云煙”的《古詩四帖》。

李白寫醉僧懷素：“吾師醉后依胡床，須臾掃盡數(shù)千張。飄飛驟雨驚颯颯，落花飛雪何茫茫。”懷素酒醉潑墨，方留其神鬼皆驚的《自敘帖》。

畫家中鄭板橋，傳說其字畫不能輕易得到，于是求者拿美酒款待，在鄭板橋的醉意中求字畫者即可如愿。鄭板橋也知道求畫者的把戲，但他耐不住美酒的誘惑，只好寫詩自嘲：“看月不妨人去盡，對月只恨酒來遲。笑他縑素求書輩，又要先生爛醉時。”鄭板橋在酒中“神與物游”，“物我兩忘”，其書畫均怪，書畫均絕。

“吳帶當(dāng)風(fēng)”的畫圣吳道子，《歷代名畫記》中說他“每欲揮毫，必須酣飲”，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，醉后為畫，揮毫立就。唐明皇命他畫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風(fēng)景，他能一日而就。

宋代的蘇軾是一位集詩人、書畫家于一身的藝術(shù)大師，尤其是他的繪畫作品往往是乘酒醉發(fā)真興而作，黃山谷題詩說：“東坡老人翰林公，醉時吐出胸中墨。”

“元四家”中的黃公望也是“酒不醉，不能畫”， “暫借酒力長精神”。酒與書法、繪畫的緣分，書畫家與酒的精彩故事在明清時期仍是層出不窮。

酒文化還是畫家們創(chuàng)作的重要題材,諸如文會、雅集、夜宴、月下把杯、蕉林獨酌、醉眠、醉寫.....無一不與酒有關(guān),無一不在歷代中國畫里反反復(fù)復(fù)出現(xiàn)過。杜甫寫過一首題為《飲中八仙》的詩,謳歌了賀知章、李琎、李適之、李白、崔宗之、蘇晉、張旭、焦遂等八位善飲的才子。此后,《飲中八仙》也就成了畫家們百畫不厭的題材了。

酒一直作為一種物質(zhì)文化，其發(fā)展歷程與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史同步，而酒又不僅僅是一種物質(zhì)文化，它與詩詞文學(xué)存在千絲萬縷的關(guān)系，還具有精神文化價值。